年初决定写这篇文章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希望我们可以回归本初，纯粹地思考环境的问题，而不是过多考虑经济和现实的成分。
到今天发觉写这篇文章恰逢其时。平时在工作中会选择用科学标准化的方式来解释一些环境影响问题，比如通过碳排放核算来评估生产行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通过数据来说明不同行为的排碳水平或减碳效果，但很多时候我们却遇到通过科学很难解释得通的问题，比如上篇文章提到的塑料袋的环保和低碳相悖的表现（塑料袋常因不可降解而被诟病，但正因为不可降解却在生命周期末端填埋阶段不会产生温室气体，相比纸袋却更低碳）。正是由于这些困惑，逼迫笔者开始思考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对环境生态的各个指标进行统一的评估，形成一个公认有信服力的评估体系，这里面涉及到对环境的不同指标（如空气、水、土壤、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视觉污染等）进行权重的定义和排序。
这段时间确实做了一些关于环境伦理的研究，环境伦理确实是一门非常全面系统的学科，同时也是非常有深度的哲学系学科。尽管已经努力了，但坦率说离写文章发表的水平还差的很远。所以笔者这篇文章只能是抛砖引玉，从一个细分领域或者一个独特的切入点来谈谈环境伦理的问题。
笔者第一次接触到环境伦理学是因为之前在英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位中国社科院来牛津的访问学者杨通进教授（后来知道杨教授是环境伦理学的著名专家）。来这边访学的学者很多都非常低调，经常可以碰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抑或是IPCC的作者坐在你旁边。杨教授也是如此，由于我们住在一个楼，经常一起做饭和打球，觉得杨教授为人耿直，同时学识渊博，渐渐成为了特别要好的朋友（尽管杨教授在打双升的时候脾气非常差，不能容忍队友打错一张牌），在专业方面只是知道我们同在一个大的环境领域，当时听他说他做环境伦理的研究，觉得很深奥也有点不接地气。当自己后来回到国内开展低碳相关工作，开始创业后，慢慢觉得这些环境伦理底层的理论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回归到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原始状态的目标是什么。写此文也是为了致敬杨教授以及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大体来说，这篇小文主要从三个方面的矛盾或困惑来进行探索以及尝试找到一些未确定的答案或解决方案。
环境与经济
环境和经济谁更重要，这似乎是全球近几十年讨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全球主要国家达成的共识。在英文里，“可持续的”是Sustainable, 字面意思是可承受的，可忍耐的，这也反映我们的地球所能承载的自然和人类活动带来的消耗和影响。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过度索取，也逐渐接近并突破地球的承载能力。
我们都知道近半个世纪来，人类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环境也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每年的地球超载日都在提前。1993年的地球超载日为10月22日，2013年的地球超载日是8月20日，足足比20年前提前了两个月有余，2018年已经提前到8月1日，而2019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将提前至7月29日，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天。这意味着人类使用生态资源的速度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更新速度的1.75倍。或者正如我们常常说道：人类的生存需要1.75个地球。地球生态超载日的前移意味着人类将背上更加沉重的生态欠债、更多透支地球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在这样的背景和节奏下，将自然资源价值化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呼之欲出，让人类消耗生态资源付出应有的成本，这是一个主流趋势。
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杨通进教授指出人类还处于工业文明阶段，接下来将进入生态文明阶段。经济和环境的权衡，只看谁更急迫。当环境已经到了亟需解决的地步，经济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
那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何在？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型。如果人类能够未雨绸缪，自觉地实现这种变革，那么，转型的过程就会少一些悲剧和代价。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直接从工业文明时期跨越式发展到生态文明时期在实践中似乎总是碰壁，不容易实现；而沿袭欧美等发达国家走过的从褐色到绿色的发展道路（先发展后治理）更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按照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的说法，我们需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即在实现高速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足迹的较低增长甚至绝对值降低。
环境与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环境问题的时候会很困惑，人类在考虑一个新项目或者产品或者解决方案的时候，主要还是从其经济性和投资回报率来进行考虑，就像一般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都是首先考虑商品的性价比，很少会考虑其环境影响或者说环境友好性。人们总是在非常“理性”的进行生产和生活，但是我们在给自己“理性”的同时，却给其它地球上的利益相关方，例如海洋、动植物、土壤、水、空气等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逆的影响。人对地球对环境应有一种敬畏感，地球其实不需要我们来拯救，需要拯救的是我们自己。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出发，除了理性，我们还需要感性、人性以及自然性，我们需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从自然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活动行为。当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这个说法非常潮流，但是感觉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多一些，可实操层面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环境与环境
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环境本身也由很多重要的指标组成，例如空气、水、气候、土壤、生物多样性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指标处于一个协同的过程中，例如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也就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碳排放（碳排放和空气污染是“同宗同源同步”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指标之间有时也会存在冲突：
1，比如购买或使用环保设备可以减少空气污染，但是却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电能的消耗，增加了碳排放；
2，比如光伏或水电项目的建设，可以起到新能源替代，减少碳排放的作用，但是在建设过程中却造成了当地的空气污染问题；
3，比如有机食品可以让消费者更安全的食用，但是生产有机食品一般却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积，也会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
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环境友好的产品或行为。笔者寻迹国内外研究并且请教了诸多环境领域的顶级专家，也找不到非常合适的解决方案。在笔者看来，这却是我们在开展环境改善行动之前更需要做好的重要基础工作。
笔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综合生态指数模型或者综合环境指数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来评估各个环境指标的风险（从这几方面考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风险的危害程度以及风险的可测量性）。
通过以上评估体系可以对各个主要的环境指标进行粗略的评估，当然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定制其中的环境指标和评价指标。
如果需要将环境指数评估模型做得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可以引进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通过对模型进行训练，根据反馈来不断优化模型的主要指标的权重参数。粗略描述一下该评价模型：给每个环境指标进行一个权重的初始值，建立以下神经网络。采用BackPropagation（向后传播）的算法对环境表现进行评估，将各类环境参数赋予一定权重，计算出最后的输出结果。
输出结果可以是社会发展指数或者社会发展的主要评价因素（例如安全、经济、质量、视觉等的加权结果）。
根据实际结果与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将误差向后传播给输入端，对权重进行调整（求导计算）。通过若干轮的训练，使权重达到最佳值。
这个模型的很大的挑战在于选择什么作为结果反馈，这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模型能否有效。通常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率、社会和谐程度等作为我们评价的依据。
通过查找历史数据（经济指标数据、社会满意度等）以及调查问卷（通过发放问卷来调查公众的满意度）获得反馈。对模型进行成千上亿次的训练，找到一个最适合我们社会发展的环境系统，确定下来每个环境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环境指标的优先级排序。
另外有一点想说明，平时我们一提起模型，就会觉得很复杂，有些系统模型动则需要考虑数千个指标，这样的模型尽管是很复杂全面，但是对于使用者却并不透明，也就会让用户感到质疑。模型需要变得简单，易理解。
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角，在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还不能驾驭大自然的规律之前，我们需要对大自然抱着一颗敬畏的心，尊重环境伦理学。尊重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原创系列：
1，2019低碳的困惑【碳阻迹原创】2019-2-18
2，【碳阻迹原创】绿色消费 2019-3-18
3，【碳阻迹原创】低碳社区 2019-4-18
4，【碳阻迹原创】 办一场轰轰烈烈的低碳活动 2019-5-18
5，【碳阻迹原创】碳账户平台搭建清单 2019-6-18
该系列原创由碳阻迹服务号每月18日晚上8点准时发布，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