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碳目标提出，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制定碳中和目标，那么企业制定目标时要考虑哪些维度？企业如何衡量减排项目的成本与收益？如何使企业碳中和目标与全国、全球目标相适应？

 

本期我们专访了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叶睿琪，倾听NGO对于企业碳中和的独立声音。绿色和平是国际知名的全球性环保机构，长期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进环境保护工作。文章以问答形式呈现。

碳阻迹：目前，越来越多企业在发布碳中和目标，从NGO角度来看，企业在制定碳中和目标时应当考虑哪些维度？如何让企业碳中和目标与全国、全球目标相适应？

 

叶睿琪：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制定碳中和目标，各界对碳中和目标的具体内容也表达了更多关切。从NGO角度来看，我们尤其关心企业碳中和目标的雄心程度，以及是否与全球1.5度温控目标相符。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看。

 

1.碳中和目标覆盖范畴。

企业碳中和目标必须覆盖全价值链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我们也理解部分企业先从自身运营做起，从范围1和范围2做起，再迈向全价值链，甚至超越价值链的碳减排。例如，绿色和平曾研究过互联网平台生态的环境责任边界，像电商平台上数以亿计的商家、用户就不在传统定义的范围一、二、三。电商平台企业如何发挥影响力，引导、促进与助力平台生态系统上的商家、用户开展减排行动，也应纳入企业考虑范畴。

 

2.温室气体的类别。

谈起碳中和大家普遍先想到的是二氧化碳，我们认为企业在制定碳中和目标的时候，最好涵盖所有类别温室气体。值得一提的是，甲烷近年来也逐渐得到关注，中美之间有甲烷减排的联合宣言与相关合作。今年COP27期间，共计超过150个国家签署倡议（Global Methane Pledge），承诺在2030年前减少三分之一的甲烷排放。此外，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大会期间透露，中国的甲烷行动计划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审批流程中。该计划涵盖能源、农业和废弃物管理三个部门，初步目标已经确定。

 

3.时间节点。

1.5℃温控目标细化到企业行动，从国际普遍共识来说是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至少减半，2050年或以前达到碳中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全球同时做到的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领先企业肯定是需要超越这个平均线。2030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领先企业应当锚定2030年设置碳中和长期目标，同时也必须要有中期和短期目标，以及至少每5年更新和回顾目标与进展。

 

4.具体手段和路线图。

国际共识是优先直接减排，尤其关注企业绝对减排量（absolute emissions reduction）的概念，侧重碳排放总量的减少。在具体低碳路径的选择上，我们鼓励企业尽早转向100%可再生能源，因为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是实现1.5℃温控目标的当务之急。此外，企业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包括资金回报、技术成熟度、内部共识以及高层支持等因素，共同支撑碳中和目标实现。

 

5.关于碳抵消、碳移除的使用。

科学碳目标（SBTi）的《净零标准》仅允许企业对全价值链排放的5-10%进行移除以实现碳中和。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在2050年或以前实现全价值链深度减排，减少至少90-95%碳排放。绿色和平期待领先企业能够再往前一步，超越此标准，直面直接减排挑战，避免依赖碳抵消、碳移除方式来实现“中和”。

 

6.目标披露方式。

企业在制定碳中和目标后，应当讲好自身的绿色故事。除遵循交易所规定的ESG披露要求之外，披露更加丰富的定量、定性减排细节，也是值得鼓励的，包括从宏观的碳中和目标制定，到定期披露目标的完成度，再到企业所采取的具体减碳行动。这将帮助利益相关方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企业的具体减排情况。

碳阻迹：目前许多企业不仅自身在进行减排实践，也在带动它的供应商、消费者等价值链共同参与减排，据您观察，企业这么做的动力有哪些？供应链减排效果又应当如何评价？

 

叶睿琪：最重要的动力是核心利益相关方对减排的要求。以汽车行业为例，我们了解到类似宝马、奔驰这样的头部企业对其供应链提出了很高的减排要求，包括使用绿色电力的要求。来自客户的要求会直接影响订单，对企业来说是强刺激。

 

此外是投资人的压力。据我们观察，这些压力在不同行业的体现形式有所不同。在能源行业，投资人压力非常强劲，比如减少煤电相关投资。对于其他行业，投资人面向被投企业普遍开展较温和的ESG沟通、督促。我们了解下来，较少达到“不减排就撤资”的程度。未来，我们期待投资人进一步发挥影响力，引导被投企业开展减排行动。

 

第三点是政策压力。有相关出口企业向我们表示，它们很关心欧盟CBAM、《欧盟电池法规》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这些企业已经着手形成内部工作小组，制定对应的减排策略。

 

最后是企业对品牌形象的管理需求，包括“绿色低碳”、“气候友好”的品牌形象。

 

如何评价供应链碳减排效果呢？一是范围三的绝对减排量，这是可量化、可衡量的，企业可以设定基线进行定期对标；二是企业生产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这些都是评估供应链减排成果的重要指标。

 

此外，我们也关注企业供应链减排整体目标下的细分目标。绿色和平最近在研究全球消费电子的供应链减排，我们关注品牌方是否向供应链企业提出要求（包括一级、二级供应商），制定100%绿色电力目标、科学碳目标。

碳阻迹：目前企业在评估碳中和项目时，所考虑的收益都偏向于抽象价值而非经济价值。在您看来，企业应如何更好地量化衡量减排项目的成本与收益?

 

叶睿琪：据我们观察，对一部分ToC品牌而言，其消费者画像是具有较强绿色意识、对环保与社会责任较为看重的中产阶级，通过市场调研可以更好地评估企业绿色形象对预期销售增长的影响。以某服装品牌在CDP报告中披露的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为例。该品牌提到，最大风险在于如果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带来品牌声誉风险。那么，其市场份额也很容易被竞品超越。

 

企业也可以进行一些绿色项目的投资，例如节能减碳技术或者绿色电力项目，这些投资将产生直接的成本节约或经济收益。同时，企业如果积极开展脱碳行动、碳披露，也将有助于在资本市场得到更多认可，更多投资人青睐，有利于提升长期股价水平。

 

有些企业在评估减排项目时，采取了内部碳定价机制，给碳定价，将减排量转换为经济上可量化的值，再代入项目成本收益模型，评估其投资回报率。比如帝斯曼2021年内部碳定价为100欧元/吨。微软则采取碳费机制，包括从今年7月开始针对范围3商务差旅执行100美元/吨的碳费，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开展企业碳减排项目。

碳阻迹：许多企业采用购买减排量的方式来实现碳中和，您认为企业在进行碳抵消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怎样减排可以避免漂绿风险？

 

叶睿琪：首先我们应当重申减排的优先性。国内外的一致共识是，企业应当首先考虑减排，对于实在无法减排的部分再考虑碳抵消或者移除手段。全国目前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00亿吨左右，而森林增汇每年只有约4亿吨，单纯依靠增加生态系统碳汇的手段来实现碳中和是非常不现实的。

 

本次COP27期间，非国家实体净零排放承诺问题高级别专家组发布了净零承诺指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门提到“利用虚假‘净零’排放承诺来掩盖化石燃料的大规模扩张是应该遭受谴责的”。 在绿色和平看来，企业使用碳抵消来掩盖化石燃料使用的大量排放，无疑将暴露在“洗绿”风险下。

 

举个例子，壳牌在荷兰提出了“碳中和驾驶”（Drive Carbon Neutral）的宣传口号，让消费者在加油时多付一定金额，抵消开燃油车所产生的碳排放。这些额外资金将投入森林保护项目中，并购买相关碳抵消。2021年，这样的方式被当地消费者起诉，同时荷兰广告监管机构也裁定该宣传具有误导性，这是典型的漂绿行为。

 

在我们看来，森林碳汇固碳永久性是一个值得疑虑的问题。化石燃料燃烧的是长期稳定存储的碳，一旦释放也将长期存在于大气中。而森林所固定的碳是以植物寿命为时间限度的。

 

此外，气候变化下山火多发，也让一些森林碳汇变回二氧化碳。去年，美国西部俄勒冈州南部有一处碳抵消林，毁于一场大火。这片森林储存了数千吨二氧化碳，其中包括微软花钱购买的部分。

 

当然，这不是反对植树造林，而是说我们如果认为不改变自身的能源消费习惯，只靠生态系统就可以完成碳中和，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同时，我们也建议企业在宣布包含碳抵消的碳中和行动时，清晰地披露碳抵消使用准则，碳抵消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来源、以及暂时无法继续削减排放的原因。此外，披露所使用的碳抵消或移除项目种类、核算方式以及方法学。

碳阻迹：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您认为绿色消费是否会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怎样宣传才能让消费者更倾向低碳产品？

 

叶睿琪：我们认为，绿色消费的市场是需要逐渐培育的，长期来说我们持乐观的态度。

 

绿色和平作为NGO也一直在摸索，如何更好更快地培育公众的气候意识、环保意识。我们近期在挖掘具有“环保先行者”潜力的垂直社群，与这些乐于探索环境理念的群体共创、共思、共试环境保护相关内容。

 

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我们组织了不少线下活动。例如今年夏末，我们在怀柔组织了一场“露营实验”，邀请了12位资深露营者共同探索：我们如何更好地与自然相处，以及我们能为“健康的森林”做什么。

 

通过一场活动，公众的环保意识、理念能够与切身体验相结合，真正感受与自然的连接，从而思考一些具体行动。比如去露营时如何最大程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以是为了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惊扰，避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等等。

 

我们在探索体验式科普，在一些垂直类群体中培育环保的种子，希望这些种子未来能茁壮成长，带动更广泛大众参与。

碳阻迹：站在绿色和平的角度上，希望企业如何更好地推动宏观层面碳中和进程？

 

叶睿琪：首先从内在来说，企业在减碳上需以身作则。我们注意到在碳中和热潮下，许多企业的宣传重点放在了低碳技术和产品。我们认为，如果要真正推动碳中和进程，企业必须关注自身的碳排放总量减少，从范围一、二、三着手，把减碳落到实处，这比销售低碳产品更具说服力，更能体现企业碳中和的行动决心与诚意。

 

从外在来讲，一是企业可以凭借社会影响力为碳中和献言献策。例如，2022年两会期间，宁德时代董事长针对新能源产业提交四份提案，涉及新型储能、电池碳足迹、锂资源保供和锂电池运输等议题，以推动电化学储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企业可以参与推动政策机制、市场机制的完善，探索全新的商业模式。例如，自2021年9月中国绿电市场化交易试点正式启动后，很多企业大买家入场，为试点落地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比如腾讯2022年度集中签订了共计5.04亿千瓦时绿电交易合同。

 

另外，2022年上半年，巴斯夫中国与博枫签署了一笔为期25年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采购协议（PPA），双方在这笔交易中首次采用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标准对正在开发建设中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进行定价，为中国绿电长周期交易领域开辟了先河。

 

这些例子都说明，企业有能力、有影响力、有路径参与更宏观的碳中和进程。

碳阻迹：许多企业虽然发布了减碳/碳中和目标，但减碳措施较少，减排进度与目标计划不一致，从NGO角度，如何看待此现象？

 

叶睿琪：在全球推进1.5℃温控目标以及各国迈向碳中和转型过程中，NGO起到了督促、赋能、见证的作用，在政府制定决策时也起到辅助与观察的角色。随着企业纷纷制定碳中和目标，NGO的目光也自然而然地落在这些目标将如何实现。

 

根据NetZero Tracker统计，全球已经有799家大型上市公司提出净零排放目标。而根据绿色和平碳中和追踪平台统计，中国也有超过30家大型企业提出碳中和目标。

 

碳中和目标本身并不是气候领导力标志，这些目标必须伴随着深度减排行动才有意义。假如没有具体减排措施，这些目标将难免沦为一纸空谈，随之而来是难以摆脱的洗绿嫌疑。而洗绿嫌疑将给企业带来声誉风险、以及潜在法律风险。

 

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企业的洗绿风险，例如牛津大学Oxford Net Zero每年追踪大型上市企业净零排放承诺的质量与减碳进展。部分第三方咨询公司也会通过数据接口，建立企业碳中和信息收集、披露平台，评估企业碳中和实践是否匹配其所在国家的目标、以及全球1.5℃温控目标。

 

从企业角度来讲，我们建议增强相关碳减排实践的披露水平。假如由于外部环境改变造成了新的挑战，企业调整了减排预期或业务结构，应当和利益相关方进行及时沟通。

 

我们期待企业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的同时，加强ESG披露的及时性、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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